发展新能源产业，以实现可持续、包容性的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是世界能源结构调整的大势所趋。在世界能源结构由以传统化石燃料为主向以新能源为主的转变过程中，中国只有积极投身这场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充分发挥自身优势，才能在未来全球能源治理和利益格局中占据有利地位。

　　一方面，中国拥有极其丰富的风能和太阳能资源，国内待开采页岩气潜力大约是美国的两倍。与此同时，中国也是世界上最大的风力涡轮机和太阳能电池板生产国。另一方面，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二氧化碳排放国，2012年的总排放量达到99亿吨，主要原因在于排放大量二氧化碳的煤在中国能源消费中所占比例依然接近70%。

　　两利相权取其重，两害相权取其轻。在世界能源结构调整的大背景下，在中国自身面临严峻环境形势的现实中，对于新能源与传统能源之间的轻重抉择不难做出判断。不过，要通过发展新能源产业解决中国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两难冲突，需要来自政治、经济、科技、教育、宣传等各方面的协同配合，是一项长期的系统工程，必须分清主次先后，稳步有序地推动中国能源结构的转型升级。

　　中国能源消费对煤炭发电的过分依赖，根源在于其交易价格长期受到扭曲。由于无法反映资源的稀缺性和消费对环境的破坏性，“便利、快捷”的传统发电方式将中国的能源消费引入了恶性循环。对此，在中国能源产业的发展中起主导作用的政府必须负起主要责任，有针对性地进行相关的制度改革，借助新体制、新机制的牵引作用带动全面有效的能源产业的转型升级。

　　长期以来，“以GDP论英雄”的干部考核体系在地方政府形成了思维定势，将“发展是硬道理”理解为单纯的GDP增长，因此，资源和资本密集型企业因高产值和高纳税额而受到特别青睐，其对环境的破坏却并未被追究问责。

　　2006年起，中组部开始采用新的干部考核体系，将污染物排放数量、万元GDP的消耗等加到经济发展的成本分析体系中，但地方官员在其提供的考核指标数据中存在造假行为，依然片面追求高增长。其动机很大程度上来源于无法匹配的事权与支出责任。中央政府直接收取的税收超过40%，而地方政府负担了超过80%的支出责任，显然，尝试迅速截断企业污染源头的新干部考核体系并没有充分考虑到财政支出的流量依然在逐年增加。

　　因此，只有厘清中央和地方的事权与支出责任，才能真正帮助地方政府摆脱强调短期GDP增长的粗放型发展方式，转而探索建立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相互促进的可持续发展方式，通过制定切实合理的环境标准，实行科学的产业政策，推动新能源产业的发展。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进一步明确了建立事权和支出责任相适应的制度，要求“部分社会保障、跨区域重大项目建设维护等作为中央和地方共同事权，逐步理顺事权关系；区域性公共服务作为地方事权”。现实中，新能源产业兼顾了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既关系到地方的发展，也影响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大局，似乎变成了区域性与跨区域的交叉地带，为理顺中央和地方的事权关系增加了难度。对此，中央政府的顶层设计与地方政府间的积极配合及相互协作便显得尤为重要，“一亩三分地”的旧观念必须克服，互相推诿的工作态度更加要不得。

　　生产要素需要最终回归市场，只有在公开、透明的市场交易中，价格的调节机制才能充分发挥作用，优化能源配置，推动产业技术进步。2012年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及世界银行联合发布的《2030年的中国》研究报告，对中国绿色经济发展部分列出了6项阻碍因素，前4项均需要通过市场机制解决，最后两项（政府部门协作、监管）实际也是为了更加有效地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因此，在推进政府体制机制改革的同时，必须尽早建立新能源交易平台。

　　完整的新能源交易平台至少应该包括新能源的现货交易市场和新能源的衍生品交易市场。其中，衍生品交易市场能够促进产品价格的形成，为新能源企业和个体生产者提供融资渠道，与现货交易市场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目前，美国部分地区的RPS（可再生能源标准）规范和REC（可再生能源证书）市场是值得借鉴的推动新能源产业发展的方法。RPS要求电力企业内可再生技术产生的发电量达到一定比例，如加利福尼亚州要求到2020年实现33%的比例；REC市场则由于RPS的强制性而产生。REC主要由新能源企业提供，电力企业可通过持有REC达到RPS的规范要求。同时，有组织和标准化的REC市场，减少了市场参与者的交易风险，这对尚处在起步发展阶段的新能源产业尤为重要。

　　在抢占全球能源治理格局技术和效益高地的过程中，中国必须充分发挥市场的力量，让价格杠杆调动企业家等参与者的创造力，不断提高能源绿色、低碳、智能化水平，加强生态环保的节能减排措施，走出一条清洁、高效、安全、可持续的能源发展之路。（作者：蔡思远
郭兆晖，分别为中央党校研究生院硕士研究生、中央党校经济学部讲师）